王诤同志（左三）在延安。
开国中将王诤在雷达、电子对抗等诸多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誉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王诤之所以在多个领域有重大创造和开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识才、爱才、用才、容才、聚才的胆识和胸襟。
“人才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诤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兼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局长，担负着解放军通信兵建设和全国电信工业重建的双重重任。通信兵种和电信行业均属技术密集型，需要大批人才作支撑。王诤经常说：“人才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
甫一上任，王诤得知有100多名国外学成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滞留南京、上海等地，马上派人把他们请到北京，腾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保留原薪待遇，又很快组建通信兵科学研究所，为他们提供用武之地，构建起第一个“人才池”。
上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计划将电讯组扩大为无线电子学系，遭到苏联专家的反对，理由是无线电是国防专业，不能放在地方院校。官司打到王诤那里，他顶住“老大哥”的压力，据理力争，支持清华。曾任清华大学无线电子学系主任的吴佑寿院士说：“没有王诤部长就没有这个系，也就没有我们这支队伍。”
王诤真诚地关心、帮助知识分子。对处境困难的知识分子，他伸出温暖之手，给予极大的关怀和信任。杨千里是从“西军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毕业的业务尖子，在反右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党籍被取消，他的思想包袱很重。王诤亲自给他做思想工作，并用自己在国民党军当兵被俘后参加红军的经历现身说法：“我就是俘虏兵出身嘛，党还用我这么多年。”杨千里听了这句话，心里热乎乎的，卸掉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干出了骄人的业绩。
甘当“小字辈”的副手
作为国家无线电领域的最高领导，王诤不是外行领导内行，而是行家组织专家。
张履谦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分配到解放军通信部后，王诤亲自接待他，满怀期望地说：“小伙子，你专心搞出好东西来，你有什么困难我解决。”听了这暖心的话，张履谦浑身都是劲，埋头钻研当时最急需的雷达技术。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处于决战阶段，美军B－29飞机使用电磁波干扰对志愿军补给线进行空袭，形势十分严峻。前线彭德怀给军委发报，要求国内派人“火速去前线解决难题”。根据军委的命令，王诤亲自带着张履谦等赶往朝鲜前线。他们直接下到一个雷达站，张履谦和雷达技师从找出干扰频率着手，不断改变频率，扩展频段，加装抗干扰电路，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电子对抗战，很快就使敌机的电磁波干扰失灵，志愿军战鹰又可以不受干扰地起飞截击敌机了。
王诤十分满意张履谦的工作，回国后郑重地对他说：“从现在起，全军的雷达就交给你管了。”并向军委写报告，成立全军雷达干扰与抗干扰领导小组，由张履谦任组长，王诤任副组长。作为军委通信兵的一把手，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当副手，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王诤的知遇之恩，激励张履谦为此奋斗了一生。
立“军令状”的底气
1973年初，周恩来把王诤请到西花厅，对他说：“我们的通信卫星很快可以上天，我想在通信卫星发射之前，与之配套的地球站就应建成。否则，眼巴巴地看着卫星吊在空中不能使用。”他还拿出一张尼克松访华时送的卫星通信地球站图片给王诤看，并把自主研制卫星通信地球站的任务交给了他。王诤十分有把握地向周恩来立了3年完成任务的“军令状”。
事后一位老同志问他：“你哪来那么大的底气啊？”他回答：“我的底气来自于我们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专家队伍！”春节一过，王诤就带领四机部技术人员到电子工业实力最雄厚的江苏省，连续49天蹲在工厂、研究所调查研究，组织150多个单位进行技术攻关大会战，终于在1975年底建成我国第一座卫星通信地球站，接收到印度洋上空的国际Ⅳ号卫星的信号，图像清晰，伴音清楚。王诤把这一喜讯报告给周恩来，已经重病在床的周恩来十分满意：“整整3年，言而有信！”
（摘编自《钟山风雨》2017年第4期 梅兴无/文）
（原文2019/03/06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