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共和国不会忘记·开国将帅的故事】1955年首次将帅授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辞帅

毛泽东为十大元帅授衔授勋。（图片来源：人民网）

十大元帅（图片来源：新华网）

　　【前言】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举行元帅授衔典礼，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与他们同一批授衔的，还有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0余名少将。

　　54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名单的出炉，既非纯粹的论资排辈，也非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而各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们，在授衔过程中，或为这份难得的荣誉感慨万千，或高风亮节地提出让衔，也有人为此流下了眼泪……

　　【导读】

　　本刊特约撰稿 毅军

　　哪些人可当元帅？哪些人能做将军？类似的问题，在军职军衔评定初期，被反复提及。毕竟，面对数以万计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这次的“论功行赏”是否公平、公正、公开，不仅触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还关系到大部队的稳定，谈何容易！连毛泽东都说：“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

　　邓小平曾指出，“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可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不同级别之间，待遇、权力地位的确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最初确定的评衔标准里，还有一条：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少将以上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所以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平衡、排队”的任务，就落到了总干部部头上，他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而从最后结果来看，这种平衡因素起了相当的作用：

　　朱德、彭德怀，因为战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方面的力量；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叶剑英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得知自己被评为元帅后，叶剑英马上想起了牺牲的战友：“可惜啊，如果叶挺在，新四军就出了两个元帅。”陈毅的应答则多了分风趣：“如果叶挺在的话，我们就有两个叶元帅。”

　　十位大将的评选，也同样综合考虑了平衡的因素和当时的职务因素：

　　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长；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虽然战绩、资历并非最优，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与山头平衡无关；萧劲光是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中他年事最高，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

　　高风让衔，比比皆是

　　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军衔，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

　　1955年9月初，天津的一家军工厂赶制了一套大元帅制服。大元帅服的肩章由金黄色底面构成，上面绣着红色的国徽和银色的五角星，看上去威武庄严。这套制服本是给毛泽东量身定制的，但他却一天也没有穿过。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大元帅”的消息后，他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表态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纷纷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那时候，刘少奇、周恩来已经主持党务、政务工作，他们拒绝元帅军衔尚可理解，在军中挂名的邓小平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然而，在他的坚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毛泽东之外，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

　　彭德怀也在同干部的闲谈中多次透露：“我并不需要这个牌牌，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强调：“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商请降街。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都拗不过他，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谈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对结果并不满意。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泪长流，两三天不吃饭；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听到这些事，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欧阳青在《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上)》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谭震林还真去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谭震林丝毫没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对部下很体贴。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被评定为少将的钟伟。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四野四十九军军长。这次授衔时，和他平级的人大多被评上了中将，这让他觉得自己“被评低了”，火气上来，骂了人。这事传到林彪耳朵里，他气得将钟伟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事实上，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评级后，钟伟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将甚至上将的标准定的，毛泽东甚至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可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还有，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当大使的和在地方工作的人中，有的也提出要军衔。好在有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亲自出面去做了。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自己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他们并未违反党的规定，也不该因此受到人格和品德上的质疑或批判。只是相比较而言，让衔者当然更值得尊敬、佩服，甚至是敬仰。

　　就这样，伴随着大家的不同反应，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过程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单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而1955年的将帅授衔，也因此呈现出多面、多层次的立体状态，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重要现场”，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本文节选自《环球人物》稿件)

　　1955年初军委座谈会提出授予中央军委委员元帅军衔

　　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按照这一规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完全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但毛泽东自己放弃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除了后来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朱德等10人，如果授予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包括授予粟裕等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以元帅军衔，亦符合基本规定。

　　就首次授衔这一历史事件而言，1955年1月中旬的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因为它框定了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范围。l月14日和15日，中央军委座谈会开了两天，具体对授予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人选进行研究。会议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主持。经过充分研究讨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授予现任军委主席和军委委员元帅军衔。元帅军衔又分为两级：大元帅和元帅。16日，彭德怀、罗荣桓联名将所提名单和意见报告毛泽东。

　　1954年9月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委员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1人，未设副主席职务。按照军委座谈会确定的原则，刘少奇、周恩来、粟裕不是军委委员，当然也就不在元帅人选之列。因此，彭、罗提交的报告中，刘少奇、周恩来、粟裕没有被纳入元帅的初步名单中，而邓小平名列其中。

　　虽然在报告中没有明确大元帅军衔是授予军委主席毛泽东，但这应是无悬念的。因此，毛泽东不要大元帅军衔，最早也应是在1955年1月中旬之后的事。这里有个问题：毛泽东表示不要大元帅军衔，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表示不要评元帅军衔(如果有关回忆准确的话)，也不应在同一时间。因为开始要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授予邓小平元帅军衔是明确的，而在最初的方案中就没有考虑授予刘、周、粟以元帅军衔。同样的道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不会在同一时间表示不参加元帅军衔的评定。

　　总之，虽然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评定元帅军衔过程中，人们会提出授予刘少奇、周恩来、粟裕等元帅军衔的议论，甚至在提交元帅名单到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审议时，与会者也有可能提出这种看法，但我们没有看到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研究元帅人选时做出过授予他们元帅军衔的初步决定，也没有见到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有过这方面的提议。1955年初军委座谈会提出的大原则被中共中央采纳后，直到9月授衔时也没有改变，有的只是微调。

　　毛泽东坚辞不授大元帅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辞帅

　　在最初的方案中毛泽东被推为大元帅。毛泽东坚辞不授，毛泽东为此说了一句话。周、刘、邓在初步方案中曾是元帅，但他们拒绝了这一荣誉。然而，有人却因授予的衔低，便扬言“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为此又说了一句话。一个个细节秘闻首次披露。

　　军衔是军人职务等级的称号，是军人身份的标志，是军人功绩的记录。做为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是否要授衔？是否要授予最高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

　　这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当时我军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的基本设置而制定我们自己的军衔制度的，苏联最高统率斯大林被授予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因此，当考虑在中国实施军衔制的时候就必然想到了在中国也要设立大元帅。

　　当时作为军衔评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任穷的回忆说，当时为了给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们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指挥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同时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并授三个一级勋章。

　　会议由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知道毛泽东不会要这个大元帅军衔的。但在大会上，与会人员提出了一定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理由是充分的。当与会人员最后把目光集中到刘少奇，要他表态时，刘少奇微笑着说：“我也不能作结论。”

　　有位民主人士当即表示：“人大作决定，他有什么办法！”

　　刘少奇说：“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

　　“人大作了决定，国家主席就得签署命令。”

　　与会的代表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看到大家都这样坚决，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过了几天，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上，彭德怀首先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了这些话，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应是元帅。你也应该评嘛！”

　　刘少奇摇头：“我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和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本人又已经到了地方的同志。毛泽东问他们：“你们几位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那几位同志也纷纷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元帅人数几乎到最后一刻才敲定

　　从中央军委座谈会到正式授衔不到一年的时间，元帅人数不是增，而是减的问题。按照中央军委座谈会的意见，元帅本应是11人，到正式授衔前半个月，11个元帅变成了10个元帅，邓小平与元帅军衔擦肩而过。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坚持，则共和国元帅就不是10个元帅，而是9个元帅了。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授衔准备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能够按计划在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前举行授衔、授勋典礼。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洽局会议批准军委提出的授衔名单。因此，彭德怀要罗荣桓、宋任穷等代为起草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呈请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函稿。9月3日，罗荣桓等将起草的函稿呈周恩来并刘少奇审查修改，并提出由国务院秘书处转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罗荣桓等在该函稿中明确提到：“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1位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这一文件告诉我们，直到9月3日还是准备授予11位元帅，邓小平还在元帅名单之中。但此后不久，元帅名单又有了新变化。

　　在决定实行军衔制时，中共中央决定，已到地方工作的部队干部原则上不参加授予现役军衔，考虑到历史情况和现实需要有的人可以授予预备役军衔。陈毅和邓小平，除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与军事工作直接有关外，主要还是从事政府和党务工作。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军队中都没有其他职务。按照这一原则，既可以给他们授军衔也可以不授。

　　9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有关授予元帅军衔问题。9月11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授予元帅军衔问题。因周恩来在北戴河，9月9日和11日的这两次书记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谈了自己的意见，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周恩来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也有元帅军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根据目前见到的材料，笔者判断：9月11日晚的这次会议，即举行授衔、授勋仪式前的半个月，中央才最后敲定授予朱德等10人元帅军衔。大致可以判定，在这两次会议上，中央决定邓小平不授元帅军衔。同时，对是否授予陈毅元帅军衔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因此，才有了周恩来9月11日主张陈毅还是授衔的电话。也就是说到9月中旬10个元帅才最后确定下来。

　　9月16日，国务院第十八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授予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的第一批名单等问题时，主持会议的陈云解释说：有些同志曾长期在解放军中服役，现在转业了，没有授予军衔。授元帅的同志定为10位，也不是可以授予的都授。如邓小平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对建军和指挥作战都是有功的，也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考虑可以授予，但他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做中央秘书长，搞个元帅不好，他自己也认为还是不授予好。毛主席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可授大元帅衔，但经中央和毛主席本人考虑，还是不授了，将来需要，什么时候授都可以。同一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朱德等10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审议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发布授衔命令。9月27日，在中南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朱德等10人被授予元帅军衔，刘伯承、林彪因有病未出席授衔、授勋典礼。

　　毛泽东对十大元帅曾经的独到点评

　　十大元帅授衔时不但级别很高，他们在党内和军内的职务也很高。

　　在1945年6月的中共七大和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十大元帅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大元帅授衔时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朱德元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其余9位元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荣桓还兼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十大元帅授衔时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十大元帅授衔时在中央军委的级别都是中央军委委员以上。在历史上，十大元帅谁最早入选军委、谁入选军委的次数最多、谁在军委的职务最高，既是他们被评为元帅的基本依据之一，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最早参与军委工作的元帅是聂荣臻，1927年5月担任中央军事部参谋长。

　　入选军委最早的元帅是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1930年3月入选中央军委。

　　入选军委次数最多的元帅是叶剑英，从1930年3月成立的中央军委，直到授衔前的1954年9月再度成立的中央军委，历届都入选，十元帅十大将中仅他一人。

　　入选军委次数最少也是最晚的元帅是罗荣桓，1954年6月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军委并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当年9月第一次入选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中任职最高的元帅是朱德，1931年、1934年两届中革军委主席。

　　本应该作为开国大元帅的毛泽东，对十位开国元帅的考语、点评，眼光非常独到，赞誉也很特别：

　　称朱德是“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自从井冈山会师后，朱德就成为我军偶像级的人物，各个时期担任总司令，与毛泽东的配合相当默契。朱老总宽和忍让、纯朴谦逊、忠厚绵长，毛泽东对他赞誉有加。

　　称彭德怀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老总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而且有些特立独行，但打仗绝对是勇夫和猛将。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是依仗彭德怀这样的大将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称林彪是“这个娃娃堪当大任”。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看见一个娃娃样的军人在给部队讲话：“其实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得知这个人是指挥部队在敖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营长，于是感慨道：一般的营长也只是领兵打仗，没什么政治头脑，而面前这个娃娃营长却满是“红色割据”的道理，与自己的主张完全一样，今后堪当大任。

　　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红军长征途中，前有金沙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许多人都担心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则风趣地称赞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肯定能让我们渡过天险长江”，对刘伯承的才干深信不疑。

　　称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曾以贺龙“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例子鼓励起义军。到陕北后又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可见对贺老总的器重。

　　称陈毅“是个好同志”。“文革”中，一次红卫兵批斗陈毅，陈毅先发制人，掏出红宝书说，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某某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台下一片哗然，都在翻宝书但没有找到。在一旁的周总理作证说，确有此话。于是陈毅过关。1972年1月陈毅不幸逝世，极少参加党内同志追悼会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是毛泽东参加的最后一个追悼会。可见对昔日老战友的尊重和怀念。

　　称罗荣桓是“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罗荣桓是第一位逝世的元帅，毛泽东十分悲痛，并把悲痛化解成一首悼诗，以寄托对老部下的哀思。这既是对罗帅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广大政工干部的肯定。

　　称徐向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只身回到延安，毛泽东不但没有责怪，而且亲自接见，百般抚慰。毛泽东深知徐向前对党的忠诚，他记得徐向前在红军最困难的关键时刻说的“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那句话。因此，毛泽东在徐向前最困难的时刻，说出了暖人肺腑的安抚和鼓舞的话，这也是对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安抚，表现了一个领袖人物的胸襟。

　　称聂荣臻是“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抗战期间，聂帅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并使之发展、建设成为模范根据地。对此，毛泽东甚感欣慰。解放战争中后期，毛泽东一直在晋察冀根据地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所以对聂荣臻褒奖有加。

　　称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借北宋重臣吕端的美誉来评价叶帅。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却野心勃勃，想加害于毛泽东，幸亏叶剑英及时报信，毛泽东才得以脱险，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对叶帅睿智和才干，毛泽东十分欣赏。

　　十大大将几乎都有改名字的经历。

　　粟裕，幼名“继业”，原名“多珍”，字“裕”。17岁离家外出读书以后，即把字改成名。一下子改成好名字。立志做沧海一粟，抱负远大。战争年代，曾经化名“金米”、“余良”、“苏群”，与家人通信时称“季业”、“季业之”。名字既与民以食为天的粮食有关。

　　黄克诚，原名“时瑄”。上学后改名“克诚”。

　　谭政，原名“世铭”，学名“清河”，号“举安”。1927年春，入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特务营时，其妻舅陈赓取出花名册说：“投笔从戎，参军了，你把名字也改改吧！”谭世铭思索片刻说：“那好吧，我从此之后不再叫谭世铭了，就改两个字叫谭政。”

　　萧劲光，原名“玉成”乳名“满哥”，后改名“劲光”。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时，萧劲光还有一个俄文名字，叫“查戈洛斯基”。

　　王树声，原名“宏信”，乳名“国荫”。7岁离家外出读书以后，改名为“树声”。

　　陈赓，乳名“福哥”，原名“庶康”，字“传瑾”。其名为爷爷陈翼琼所取。陈翼琼出身贫寒，后奋而投奔湘军，骁勇善战，擢升相当于师长的花翎副将，御封“武显将军”。幼年的庶康对爷爷传授的“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闻于当时”，印象颇为深刻。所以，他13岁投湘军当兵时，遂改名“赓”。赓的本意即继续、连续。所以，陈赓是为了继续传承爷爷的事业，决心“效命沙场、建功立业”。

　　罗瑞卿，乳名“吉娃子”，14岁上高小时，老师他取了一个新名字“瑞卿”，老师解释说：瑞者，好也；卿者，官也。

　　张云逸，原名“运镒”，乳名“益友”，又名“胜之”。后以谐音改“云逸”。

　　许光达，原名“德华”。本来，如果按家谱取名，父亲应给他取名叫“德贵”，但与父亲“子贵”的名字冲突犯忌，于是，父亲给他取名“德华”。1929年初，德华在白色恐怖下辗转河北、北平，又南下江苏、安徽找党，行前他借鉴李白的诗句，改名许泛舟，希望像只凫雁似的小舟，即使泛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党。后来终于在安徽找到党组织。1929年10月，被分配到洪湖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前夕，他更名为许光达，意在经过不懈地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作证，许光达正是凭借他不懈的奋斗，最终抵达了光明的彼岸。

　　徐海东，原名“元清”。1926年参加北伐军时，他改名徐少奎。黄麻起义失败后，他的家被抄，房子被烧，亲属20多人惨遭杀害。但他毫不气馁，把这血海深仇牢记心里，毅然又改名为徐海动，就是决心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把反动统治搞个天翻地覆。后来人们把海动听成了海东。最后，他干脆就叫海东。

　　十大大将的籍贯：湖南籍6人，粟裕，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人；陈赓，湘乡县龙洞乡泉湖村羊吉安人；黄克诚，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人；萧劲光，长沙县岳麓山乡照洲港村人；谭政，湘乡县龙洞乡楠竹山村人；许光达，长沙市东乡镇萝卜冲村人。湖北籍2人，徐海东，黄陂县夏店区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人；王树声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村人。四川籍1人，罗瑞卿，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村人；广东籍(现海南籍)1人：张云逸，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人。从统计结果看，十大大将大部分出生在长江流域以南，个别出生在长江流域边沿，所以，他们都是通常所说的南方人。

　　十大大将的家庭出身：

　　粟裕，小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粟周亨，字嘉会，是清末落第秀才，为人忠厚老实，写得一手好字。家庭主要靠分得祖产的30亩薄地过日子。母亲梁满妹，共生育了5个子女。粟裕在家中排行第三，6岁读私塾，9岁到第八国民学校读书，接受新学教育。11岁时，先后读私立初小和县立高小。17岁时，先后进入第二师范附小和常德平民中学读书。18岁时，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校址在常德。粟裕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黄克诚，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父亲黄清主，耕种家里的6亩土地。母亲邓龙桃，共生育了4个子女。黄克诚在家中排行第三，幼小时就拾粪、割草、砍柴、看牛，9岁读私塾，18岁读县立高小，20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校址在衡阳。因家庭贫寒，黄克诚在20岁要出远门读书时，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棉衣。黄克诚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谭政，绅商家庭出身。祖父是晚清秀才，为当地圆数十里有名的绅士，父亲谭润区是湘乡县立第二高小的教书先生。母亲文氏，共生育了2子6女。谭政是家中长子，6岁至10岁在本村私塾启蒙读书，11岁又到相邻的二都乡柳树铺村继续读私塾，16岁考入湘乡东山学堂学习，19岁毕业回到家乡七星桥族立初级小学当教师。谭政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萧劲光，穷苦小手工业家庭出身。祖父和父亲以手工纺织为业，无房又无地。母亲共生育了4子2女，萧劲光在家中排行最小。祖父和父亲在萧劲光两岁时相继去世。母亲便带着6个孩子租地，盖了3间草房过苦日子。萧劲光12岁读私塾，14岁考上长沙长郡中学，和任弼时结成亲密的朋友。17岁与任弼时一道参加俄罗斯研究会，进行留学前的补习。18岁与任弼时、刘少奇等10余人一起，赴俄勤工俭学。萧劲光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王树声，小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王泽香，实际上是农村小知识分子，没有直接参与剥削，富于正义感。早年做粉房生意兼务农，中年时已有40余亩水田、数块山林的家业，属殷实之家。母亲王徐氏，共生育了4男1女5个孩子。王树声在家中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人称“老五”。后来，父母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王树声6岁和9岁的时候，相继去世。家道中落，王树声在祖父母操持下，于7岁时读私塾。17岁时，进入武昌高小补习学校读书。18岁时，考入麻城县高级小学。19岁时，毕业回家乡任私塾教师。21岁时，任乘马岗区初级小学校长。王树声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陈赓，地主家庭出身。爷爷陈翼琼功成名就后，解甲归田，置产置地，热心公益慈善诸事。父亲陈道良，字绍纯，却爱文不爱武，管理着家里的数百亩田产，平时乐善好施，同情贫苦人民。母亲彭学娴，共生育了6子6女。陈赓本是家中次子，因其哥从小夭折，所以后来在家中排行老大。6岁至11岁入私塾启蒙读书。12岁考入湘乡东山学堂学习，在这里初步接触了一些新的社会思潮。13岁时，父亲作主，让陈赓娶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富家女子为妻。性格倔强又受到新思想影响的陈赓不接受这种命运安排，为了逃避婚姻，便抱着闯荡世界的决心，离家入湘军当兵。

　　四年的湘军生活，并不如陈赓当初所想的那么乐观。他在军阀混战中受尽磨难，得了疥疮，病倒在军旅，追随他投军的三弟也不幸病故，陈赓对湘军彻底绝望了。18岁时，陈赓脱离行伍，谋得长沙铁路局办事员之职，并认识了毛泽东。后来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陈赓读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由一个旧时代的叛逆者成为自觉的革命者。陈赓的文化底蕴厚实。

　　罗瑞卿，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罗春庭，母亲鲜氏，共生育了6个子女。罗瑞卿是家中长子。由于父亲不善于治家，还染上赌博和抽大烟的毛病，把祖上留下的遗产田地一块一块地赌掉和抽掉了，罗瑞卿的家道开始中落。家中的生计只能靠母亲维持。6岁读私塾。14岁考入南充北区大林寺高等小学。17岁考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中途曾因家境困难，弃学到绸缎铺当过一段学徒。20岁考入成都高等蚕桑学校，但因凑不足学费未能入学。罗瑞卿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许光达，贫农家庭出身。父亲许子贵，母亲刘氏，共生育了5男2女7个子女。许光达在家中排行第四，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三，人称“五伢子”。8岁读私塾，8岁半到家乡许家园小学读书，11岁考上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部，13岁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许光达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徐海东，贫苦窑工家庭出身。父亲徐重本，母亲吴氏，共生育了10个子女，徐海东在兄弟间排行第六。因家庭生活很苦，9岁时才入私塾念书，12岁时因受富家子弟欺侮，他奋起抗争，结果被赶出了学堂。从此走进窑厂做工，一干就是十几年。艰苦的窑工生活，让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但也磨练了他的意志。徐海东的文化底子相对较薄。

　　张云逸，贫农家庭出身。父亲张景琚，母亲邢氏。父亲待人厚道、会干各种农活，母亲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共生育子女6人。张云逸是家中长子，7岁时进本村长发小学学习。12岁考入头苑乡启明高等小学学习。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只得休学到别人家帮工。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陆军小学。1912年，张云逸由革命政府派送到广州陆军速成学校学习。张云逸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十大大将的军事学历：

　　张云逸，1908年入广州陆军小学，1912年就读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

　　萧劲光，1921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1927年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学院。

　　陈 赓，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

　　许光达，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1932年5月，赴苏联莫斯科入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秋转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

　　罗瑞卿，1926年9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也称黄埔军校第6期，被编入政治第1大队第2队。

　　徐海东，1925年被党派入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

　　黄克诚、谭政、王树声3人没有专门学习过军事，是在革命实践中自学的。

　　毛泽东对十位开国大将的考语、点评，生动形象，赞誉幽默：

　　称粟裕是“常胜将军”。

　　称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在徐海东病重不得不离职休养时，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称黄克诚为“黄老”。

　　称陈赓是“我看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称谭政为“谈政”。

　　称萧劲光是“我在延安靠萧劲光吃饭”。

　　称张云逸“老成持重，威望颇高”，“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称王树声 “党中央相信你”。

　　称罗瑞卿 “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称许光达“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据说在评定大将军衔的时候，林彪专门从青岛写信给毛泽东，强调说：“必须特别突出井冈山建军的重要涵义，必须要让大家懂得只有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毛主席的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红军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

　　林彪在这里就是强调照顾“山头”的意义，他的信被毛泽东转给中央书记处成员传阅。

　　对待“山头”，毛泽东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照顾山头，最终是为了消除山头。早在1945年2月15日他就讲过：“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

　　我们在前面讲过，“山头”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俗称，中国革命的“山头”大都是在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我军在“五湖四海”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了不断发展壮大的革命阵容。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等等，是各时期的主要“山头”。此外还有陕北红军、东北抗联、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等许多小“山头”。

　　土地革命时期：红一方面军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红二方面军有许光达；红四方面军有王树声；红15军团有徐海东。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有谭政、萧劲光、罗瑞卿；八路军第115师有徐海东、黄克诚；八路军第120师有许光达；八路军第129师有陈赓、王树声；新四军有张云逸、粟裕、徐海东、黄克诚。

　　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有许光达；第二野战军有陈赓、王树声；第三野战军有粟裕、张云逸；第四野战军有谭政、黄克诚、萧劲光；华北军区有罗瑞卿。

（原文2009-8-23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