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宁：红旗插到天津城——纪念天津解放七十周年

（一）

“英雄又有用武之地了”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各野战军所辖各纵队改称军。随后，父亲所在的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为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父亲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改称为三十八军军长。因为当时四野部队正在打仗，没有公布命令，仍然执行原来番号，直到天津攻坚战胜利结束后才正式公布。 

     11月2日，我军解放沈阳，辽沈战役宣告结束。东北野战军决定休整一个月，整训部队。 

　　11月18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急速入关，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下令各主力部队立即结束休整，紧急动员，迅速入关。  

　　父亲李天佑和纵队政委梁必业奉命率领第一纵队4个师、6万人马从喜峰口入关。 

东北野战军进入山海关

      1948年12月中旬，父亲和政委梁必业到设在河北蓟县以南10公里的孟家楼村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领受任务。父亲在那里见到了华北军区、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聂司令员见到父亲亲切地说，“英雄又有用武之地了”。父亲后来跟我说，他当时见到他的老领导也很高兴。1935年11月父亲在红一军团四师十团当团长，就开始在军团政委聂荣臻直接领导下工作。1937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聂荣臻是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当时先后担任过一一五师下辖的六八六团团长和三四三旅代旅长的父亲，指挥部队打过著名的平型关和后来晋西午阳镇伏击日军等漂亮战斗。1938年春，父亲因病离开前线到八路军后方治病，以后又到苏联治病和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4年春回到延安，直到这一年夏天，才和分别6年多、从前线到延安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老领导又见了面。1945年七大会议结束一分手，又是三年过去了。这次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华北军区的部队一起协同要解放天津和北平，再次见到老领导，心情格外兴奋。每一次见面，都是队伍越打越壮大；每一次见面，都是离全国解放的那一天越来越近。在1948年12月的那个寒冬，父亲又见到老领导，面对即将开始的平津大战，怎么能不格外兴奋呢？ 

      回想起不久前才结束的辽沈战役，父亲率领的一纵，担任战役总预备队，进驻在辽宁省的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担负锦州攻坚和塔山阻援的总预备队任务。一纵虽然也相继参加了围困长春、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和攻克沈阳等重大战役，但更多的情况下却是被东野作为预备队、配属其他部队使用。对于一支英雄部队来说，这既是一种殊荣，同时也是一种遗憾，因为这使得它失去了许多建立丰功伟业的机会。一纵上至我父亲、师长，下至普通战士，眼睁睁地看着头功都被兄弟部队拿去，早已按捺不住了。一纵在东北野战军中的主力地位，完全是靠打出来的，并且得到了普遍公认。当年的东北军区司令部对其评价是：“三十八军部队老基础多，战斗力顽强，能攻能守，为东北野战部队中之主力军。”特别是对于一纵的一师和二师，东北军区司令部评价“是主力中的主力”。 

　　但机会总是有的，仗是有的打的。东野百万大军入关后，天津攻坚在即，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首长决定放虎出山。 

　　12月30日晚上，东总司命令正在北平东南的廊坊构筑工事的一纵准备与兄弟部队一起攻打天津。1月初，父亲率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天津西面的杨柳青。一纵领导机关设在杨柳青镇中心的几间普通砖房里。 

平津前线总前委部署平津战役。

      大战前夕，东野参谋长、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杨柳青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传达了林彪司令员的指示。会议决定的作战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吃骨头。按照这个作战方针，由一纵司令李天佑、政委梁必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三十八、三十九军）两个纵队9个师的兵力，配属特种兵纵队火炮89门，高炮15门，坦克20辆，2个工兵团，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234门，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从西向东攻击，由和平门附近突破，以金汤桥为第一目标，迅速与东集团会合；津东为第二主攻方向，由七纵、八纵两个纵队8个师负责，组成东集团。要求东、西两个方向四个纵队同时对进战斗，突破城垣进行纵深穿插后，在天津市中部地势最狭窄的蜂腰处即金汤桥上会师。 

　   英雄又有用武之地了！ 

　　1968年夏天我在部队参加一次执行任务，正好是住在杨柳青附近的农民家里。听老房东绘声绘色地讲道，当年看到东北过来的部队在他们村前公路上过，人戴狗皮帽，肩扛美国造(武器)，马拉大钢炮，坦克轰隆叫，半天队伍走不完，好威风！ 

 （二）

父亲说，坦克要开到河底，人一定要活着出来 　　 
　　 天津是国民党败退时重点固守的城市之一，凭借水网交错、地势复杂、易守难攻的特点，国民党把它建成一个“环城碉堡工事”保护的城市。早在1947年，天津守敌十一战区副司令上官云湘就决定环绕城市挖掘一道5米宽、3米深，能放河水及海潮，全长84华里的护城河。沿河每隔3米修建一个红砖结构的碉堡，连同市内的共计1000多个；碉堡周围铁丝网、电网保护，全城仅开8个门供行人车辆来往，城门有重兵把守，并设有吊桥。1948年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后，又加筑了几十个钢筋水泥大碉堡。可见天津战役将是一场多么艰险的攻坚战。陈长捷属下有各兵种约13万人，他以“环城碉堡工事”为主防线分为东北、西北、市中心三个防守区，重点企图固守西营门南运河两侧。 

      傅作义对天津的防御充满了信心。就在我军即将对天津发起攻击前的几小时前，他派出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还表现了强烈的自信。邓宝珊将军在会谈中，向林彪、聂荣臻、刘亚楼等建议道：“天津嘛，最好不要打！”接着又问道：“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 林彪答：“计划打三天。”这显然已留有了充分余地。 “三天？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邓宝珊颇不以为然地说。 

　　在父亲的指导和督促下，一纵的战前准备工作在加紧进行。 

 （三）

争先把红旗插到天津城 
　　 
　　解放天津的总攻时间选定在1月14日上午10时。根据气象预测，浓雾要在10时左右消失。

　　天津城西方向，14日上午10时，父亲一声令下，我军几百门大炮，很快把成千上万发炮弹倾泄在敌方的城墙上。敌人被炸昏了；敌炮被我强大炮火完全压制住了。 

　　按照预定计划，炮火轰击是40分钟，但在30分钟以后，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父亲看到，左翼主攻师两个尖刀连的战士，突然跳出战壕，高声呼喊着向和平门突破口冲击。鲜艳的红旗迎风飘舞，快速向前移动。他们提前发起冲击，打乱了原定的全线发起突击的时间表，打乱了步炮协同作战的原定计划。这么大的攻坚战斗，这么多部队协同作战，怎么不听号令就擅自发起冲锋呢？乱弹琴！父亲被这个意外情况给激怒了。左翼主攻师的这两个连队一提前冲击不要紧，跟着右翼主攻师的突击连队举起红旗也跳出了冲击出发阵地。父亲立即抓起电话叫左翼主攻师师长贺东生查明情况。同时果断命令“东野”炮兵匡裕民副司令员，停止轰击突破口，马上向纵深延伸射击！ 

　　情况很快查明。原来是二纵的战士为减少发起突击的困难，把在炮火中破坏了的敌人前沿障碍，插上红旗作标志。结果一纵左翼二师尖刀连的战士，一见红旗，就以为是友邻部队抢先冲击了。这个关键时刻，战士们脚下都像是踩在电门上，眼睛睁得大大的，随时准备冲出阵地。红旗哪能落在友邻部队后面！ 

　　二师担任尖刀连的两个连队，一个是四团一营的“红三连”，一个是四团三营的“钢八连”，两个都是红军连队，思想觉悟、战斗作风、军事技术都很过硬。三连担任一梯队；八连担任二梯队，配属给由一营营长裴飞正指挥的突击营。裴飞正，山西人，大个子，绰号“二鬼子”。因抗日战争在山东时曾一个人一次抓了两个日本鬼子而闻名，打仗带兵都很有一套。 

       70年代初，已经是一一三师（二师）师长的裴飞正对我说起这一段，“当时听说李（天佑）司令要贺师长叫我跑去见他，我很怕，因为我叫连队提前冲击违反了军纪。我们的战士被自己的炮火也误伤了不少 。” 

　　红三连战士王玉龙第一个将红旗插到突破口的城墙上，很快敌人反扑将红三连突击队的指战员压制在城墙上不能继续冲击。担任二梯队的钢八连一排在连长赵吉祥带领下，从红三连侧翼迅速冲上城墙，第二面红旗又紧接着插在了城墙上。钢八连指导员陈忠孝随后带领2排杀上城墙，保护旗手，反击敌人反扑。经过大约10分钟反复争夺，两个连队伤亡过半，但是突破口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里。 

14日11时25分，总攻发起后，担任左翼突击任务的二师四团（113师337团）3连仅以3分钟突破敌城防，英雄旗手王玉龙将第一面红旗插上天津城头。这是当时的报道。

　　接着，右翼主攻师师长江拥辉向父亲报告，该师“也打开了突破口，尖刀连已把红旗插上城头” 。 

　　接着，二纵报告，尖刀连尖刀组的战士将红旗插在了天津城墙上。 

　　二师尖刀连提前冲击的行动，牵动了我从城西主攻的所有部队的行动。前沿的战士看见尖刀连在城墙上插上第一面红旗，立刻像无数箭头冲过护城河，拥向突破口。 

　　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迎着冰冷的西北风，在天津城墙上高高飘扬。一面面红旗在天津城外的大地上飞舞移动

（四）

金汤桥英雄连的遗憾 
　　 
　　 天津金汤桥位于海河之上，始建于1906年。在著名的平津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4个军组成东西两个突击集团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于1949年1月15日凌晨5时，在金汤桥上胜利会师，因此金汤桥成为象征天津解放的标志性建筑。政府在金汤桥两岸建设了主题性公园――会师公园。 

　　金汤桥桥名金汤是取“固若金汤”之意。 

　　天津战役前夕，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决定，东西对进的4个纵队在金汤桥会师。 

　　为解放天津夺取决定性胜利，刘亚楼总指挥发话，哪个连队最先到达金汤桥，东北野战军总部就将授予哪个连队为 “金汤桥英雄连”称号。能被“东总”授予集体英模称号，当时是前所未有的。那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各个部队在传达作战部署的同时，也都传达了这个授荣誉称号的通知。 

　　部队攻进市区，进入巷战。各团、营、连分割包围了敌人的坚固据点，独立作战，寻找战机。先头部队的战士们只顾猛打猛冲，消灭敌人，忽略了向纵队指挥所报告。部队发展快，架线的追不上，电话打不通。在战斗发展迅速，指挥员难以掌握部队全面情况时，父亲和其他纵队领导立即分头深入部队，实施具体指导。父亲来到右翼主攻师一师时，师长江拥辉和政委黄玉昆正随主攻团向海光寺守军核心阵地发起进攻。 

　　 一纵二师在十里宽的市区穿行了4公里。15日2时，二师四团七连，即后来改编为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七连，攻打到金汤桥边，桥上有两个地堡，三班在火力掩护下攻占了金汤桥西侧的桥头堡，俘虏七个蒋军。敌人一个师长坐着吉普车，莽莽撞撞地驶来，直往人堆里钻，七连战士一枪把他打死，活捉了开车的司机。七连扑灭了敌人层层顽抗，独胆穿插在约十里长的敌纵深阵地，于十五时二时攻占了金汤桥。接着七连就向其他预定目标行动，没有报告上级他们到达的位置和俘获的敌兵司机的情况。后来父亲听到天津前线指挥部通报，二纵的部队报告他们占领了金汤桥，便马上打电话给二师贺东生师长，问二师前进位置到了哪里？才知道七连在金汤桥头抓了一个司机后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七连连领导检讨说，没有想到金汤桥那么容易就占领了，就没有把到达金汤桥的报告当回事。那个司机俘虏还在，不信领导问问！而二纵五师十五团尖刀连，及时报告，他们攻占了桥头两个地堡，粉碎了敌人两次反冲锋，控制了金汤桥。父亲虽然严厉批评二师师长贺东生关于七连不报告的行为，但是当时因为是统一负责一纵和二纵由西向东进攻的作战行动，事后也不好到刘亚楼那里过多地为自己的纵队争荣誉。 

     70年代，我在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三营七连先后任过班长、排长和指导员。我下连队前，师长和团长就很荣耀地给我介绍，这个七连就是当年打天津时第一个到达金汤桥的连队。只是由于当时连队领导没有及时报告，而晚来一步的三十九军（二纵）部队却先报告了前线指挥部，说他们已经占领了金汤桥。战后，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来个“一个也不算”，结果东北野战军总部对这两个连队都没有授予“金汤桥英雄连”，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听说三十九军自己授予本军先到金汤桥的连队“金汤桥英雄连”称号；三十八军不甘心，也授予我所在的七连“金汤桥英雄连”称号。两面“金汤桥英雄连”的锦旗前，留下革命英雄主义的传世佳话，也留下各自光荣连史永远的遗憾。 

　　15日凌晨5时，由天津东路突入的八纵先头部队也到达金汤桥，东西两路主攻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金汤桥会师，完成了我前线指挥部对天津城“拦腰斩断”的作战部署，实现了解放天津决定性的胜利。 

我第四野战军东、西两大主攻部队在会师金汤桥。胜利完成”拦腰斩断“的任务。

　　拂晓，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中将被我一纵一师一团（后改编为三三四团）前卫营活捉。 

      父亲对政委梁必业说：“我和陈长捷还有一面之交哩。”那是1938年夏天，日军正向晋西南进攻，时任代旅长的父亲曾邀请陈长捷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驻地吃饭，商谈对日作战配合问题。那时，陈长捷是晋绥军的一个军长，手下有万把人，却染上恐日病，一心要向黄河南边逃跑。配合作战的问题当然没有结果。 

　　父亲走到一师师部关押陈长捷的房子前，打开门一眼认出陈长捷。父亲问道：“陈长捷，你还认识我吗？”陈长捷睁开疲惫不堪的眼睛，似乎想起来，但是马上低下头，把帽檐拉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几小时后，在原来陈长捷的广播电台，响起一个洪亮有力的声音：“天津解放了！” 

　　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月15日下午3时，天津守敌13万人全部被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