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共和国不会忘记·开国将帅的故事】李涛上将：长征路上的军委纵队司令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李涛（右二）、徐海东（右三）等赴咸阳慰问红十五军团。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李涛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为了团结抗日的大局，他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广泛接触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在推动团结抗日、广交朋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同年冬，李涛被派往西安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行前，周恩来向他交代任务，并要他将原名李湘舲改名为李涛。因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名字曾被国民党的情报机关收录在档案中。改名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李涛到达西安后，正值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了西安事变。

1937年春，李涛（左二）在陕南向红七十四师干部传达统一战线政策时合影。

周恩来又派李涛前往陕南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郑位三、陈先瑞部，担任南路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七十四师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当时该部驻西安南部的蓝田县黑龙庙一带，与中共中央及红二十五军失去了联系，对西安、南京等地发生的新情况不清楚，急需将新情况通知该部。李涛首先向郑位三、陈先瑞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映，接着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内战、联蒋抗日的方针政策。李涛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红七十四师停止攻打蓝田，原地待命，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李涛还先后召开了团以上和连以上两个干部会议，进行联蒋抗日的深入宣传动员，使干部战士提高认识，正确理解党中央妥善处理西安事变和联蒋抗日的重要意义，自觉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之后，红七十四师改名为陕南抗日联军，开进临潼、宝丰地区，配合友军，阻止亲日派军队向西安进攻。

董必武（左一）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受华侨赠旗。右一为李涛，右二为边章五。

1937年4月，李涛调西安红军联络处任处长。该联络处以后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驻西北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输送抗日爱国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到前线或陕甘宁边区。李涛带领办事处工作人员日夜操劳，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领土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掀起了全面抗日战争。此时，中国工农红军驻西北办事处改名为八路军办事处，仍由李涛任处长。

同年9月，李涛随董必武前往武汉，建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任处长。当时武汉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设法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军饷和其它军需物资，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接待各地前来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的同志和要求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群众；输送要求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等。此外，办事处还向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交涉，为战斗在鄂豫边区的高敬亭部和战斗在湘鄂赣边区的傅秋涛部争取到一定数量的给养。李涛还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名义，做东北军、西北军和部分川军的统战工作，并负责和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组织的联系。

1938年，李涛与叶剑英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左起：童小鹏、朱瑞、杨尚昆、叶剑英、（佚名）、彭雪枫、张纯青、李涛。

为了做好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李涛曾向中共长江局提过许多重要建议。他在1938年4月22日给中共长江局的报告中写道：“中央军（国民党军）工作直到今天仍然是最薄弱的一环，恰恰是中央军又是今天抗日的最大力量。这种情形，无论在今天，在将来都是不利的。这一缺点，提议中共长江局有加以更高地注意的必要……。确定友工组注意友军中党的工作之建立，它应该从多方面的普通的友谊关系进到建立党的工作的阶段。”他进而提出友工组分工的建议。为了寻找与国民党中央军的关系，他建议中共长江局给我党我军中的黄埔毕业同志一种具体的任务，要他们自己去建立或找好对象介绍给友工组去负责工作，以补救中央工作最薄弱的缺陷。这个时期他在东北军、西北军和部分川军中的统战工作搞得相当出色，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赞扬。

李涛于1941年3月历尽艰险回到延安，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后勤部经建部部长。同年秋，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1942年5月，他调任中央情报部第三室主任。同年12月，他又调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当时作战部就是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兼)。1943年3月，他又兼任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当时，军委二局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由于政治工作薄弱，领导不团结，加上生活很艰苦，大家意见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派胡耀邦、李涛等去二局检查整顿。嗣后，李涛即兼二局局长。

李涛到任后，经过调查研究，把过去的四个处、两个科改编为五个系和一个处，人员也进行了合理调配。明确了领导分工，业务领导以主要精力抓钻研技术，训练干部。政治工作方面强调建立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制，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凡重大问题均由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坚决纠正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为了加强各单位之间的联系，还成立了由各系主任参加的研究室，以便交流工作经验，互通情报，共同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此外，还建立了汇报制度，要求各单位定期汇报业务情况和思想情况。在同志之间又开展互帮活动，大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之风。这样，二局的民主空气浓厚了，团结状况改善了，各项工作出现了新面貌。

李涛深入业务工作，听取汇报，经常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如成立整编科，将各方面来的情况，整理汇编，去粗取精，然后上送中央首长。在他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下，这项工作搞得很好，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对军委二局的物质生活非常关心。毛泽东在给叶剑英参谋长的一次电话中说：“二局工作这么重要，他们的伙食怎么搞得这样坏?我有三个侄儿，每次来都是面黄肌瘦。剑英同志，你想办法帮他们改善一下嘛!”李涛来二局后，对二局的物资困难十分重视。1943年，他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全局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业务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坚持一手抓工作，一手抓生产，组织大家上山背柴、背米、开荒种地、纺线等。还开办了豆腐坊、磨坊、苗园、屠宰场、牧场、商店等。经过半年的努力，生产了大量的农副产品，生活得到了改善。过去一两个月吃不上一次肉，后来每月每人可以吃到3斤肉，蔬菜也做到了自给。

1940年10月，李涛参加了在延安王家坪召开的军工生产会议。自左起：李涛、叶剑英、朱德、叶季壮、李强。

1941年，李涛（右二）等庆祝新华日报成立三周年。

为了更快地打败日本侵略者，李涛于1944年夏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全国各地建立联络机构，搜集战略情报的建议。同年9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建立联络机关的通令》。通令指出，为准备在大举反攻时配合同盟国军队作战，决定在我党领导的部队中设立联络处或设联络科，在某些军分区根据需要设联络站，对日伪军经常不间断地进行战略侦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都先后抽调人员，配备器材，建立机构，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情报搜集工作，基本上掌握了日伪军的重大动向和分布状况，为我军的反攻作战提供了决策依据。有些重要情报还及时通报给盟军和国民党军队。新四军与驻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建立了军事情报协作关系，为驻华美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对美国空军准确攻击日军目标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李涛以正式代表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他积极发言，提出了不少有益建议。

1944年在延安党校学习时，党小组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右起：邓华、陶铸、宋时轮，后排右为肖向荣、左为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