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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共和国不会忘记·开国将帅的故事】“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1939年为王永浚题词

2020年08月20日 09:01:30 来源: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 访问量:455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2日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时曾感慨地说:“我们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艰苦卓绝的长征、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革命烈士的鲜血铸就了革命成功,我们一定要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要让14亿人民、9000多万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很好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明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将军文化网从8月1日起推出【共和国不会忘记·开国将帅的故事】系列报道,回顾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人民军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华夏大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丽史诗,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大地上!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将帅名字彪炳史册,将帅事迹感天动地,将帅精神与日月同辉。我们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让红色基因世代传承。【共和国不会忘记·开国将帅的故事】系列报道,带您致敬开国将帅,传承将帅精神,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憧憬祖国美好的未来。

◆资料图

【共和国不会忘记·开国将帅的故事】

“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1939年为王永浚题词


·王德京

  王永浚是我军技侦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我军情报战线功勋卓著。早在长征时期,他就被任弼时誉为“密码脑袋”。抗战时期,由于他解决了我军技侦破译上的一个特大难题,荣获毛泽东亲笔题词“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的嘉奖。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总参某部副部长。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高度敬业、无私奉献、甘当无名英雄的高尚品德,一直被技侦战线视为学习的楷模。今年是王永浚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资料图)

在湘赣苏区,任弼时慧眼识人才,

命王永浚专门从事密码破译工作

  王永浚(1908—2003),湖南衡阳人,出生在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幼年在家乡读书。高中毕业后,他曾跟随在衡阳市邮电局工作的叔父学过有线电报,后来考入长沙军官讲习所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3年5月,他在湘赣苏区参加工农红军,当即被分配在湘赣军区无线电队报务训练班任教员。

  就在王永浚刚加入红军之时,中央派任弼时前来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于1933年6月2日到达永新。任弼时非常重视无线电通信和侦察工作,他在中央苏区时就深感这项工作对革命斗争的重要性。这时,湘赣军区虽与中共中央建立了无线电通信联络,但侦听工作尚处于萌芽状态,更没有能力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任弼时到达永新以后,为了迅速掌握敌情,他狠抓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他令电台人员在通信联络之余,多抄敌人密报。他自己在党务、政务、军务繁忙之中,不顾疲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克服各种困难,亲自从事密码破译工作。他的夫人陈琮英协助他校译。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曾破译了敌人的若干密码电报,直接配合了我军的对敌斗争。

  湘赣苏区紧邻中央苏区,是中央红军的一个侧翼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军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时,也调集10万余兵力,包围和进攻湘赣苏区。1934年2月18日,敌人占领了苏区的政治中心永新县城,苏区形势十分严峻。作为湘赣苏区主要领导人的任弼时,在形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已经很难再抽出时间兼顾密码破译工作。

  这时正在报务训练班担任教员的王永浚,眼看我军电台侦抄的敌人大量密报难以及时破译,感到十分焦急。他想,如果自己能将这些密码电报破译,为任弼时分忧代劳就好了。他认为自己具有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基本知识,又对一般的公文程式较为熟悉,猜破敌人密码电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于是,他便勇敢地向电台领导提出:能否将侦抄到的密报复印一份给他,让他试一试研究破译。他的要求受到电台领导的热情支持,当即给他复印了一份。王永浚立即兴奋地投入到无字天书的分析研究之中。他不顾疲劳和饥饿,不知休息和睡眠,从当天午后搞到深夜,从深夜搞到次日拂晓,又从拂晓搞到中午,终于将这份密报全部猜译出来。随后,他对这一类型的其他密本分析研究,用了约半个月时间,又猜出约15种。

  任弼时慧眼识人才,看到王永浚这方面的才能,经过深入考察,很快就把他调到自己身边,让他专门从事密码破译工作。后来,陈琮英在回忆中说:“王永浚同志猜出密码,任弼时同志说:`这个人有两下子,可以把他调过来。'任弼时同志还说: `这个人用脑子,不管自己的私事。'`这个人老实,是好人,嘴上不乱讲话,干这个工作合适,对工作很忠诚。'”于是,王永浚从1934年3月起至1937年2月被调到中央军委二局时止,一直在任弼时身边从事密码破译工作。

  王永浚破译的密码情报,有力地配合了我军的对敌斗争。1934年4月4日,电台侦收到敌十五师四十三旅旅长侯鹏飞的密码电报,经王永浚破译后,获悉敌军的兵力部署、出动时间和行进路线。第二天,即4月5日,我军事先设好伏击圈,待敌人进入后,在沙市一举全歼该旅,俘旅长侯鹏飞以下官兵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1000余支。这是我军在湘赣苏区打的最大的一次歼灭仗。它的胜利,给深入湘赣苏区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缓和了湘赣苏区的紧张局势,并调动了围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减轻了中央苏区红军的压力,为中央红军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

(资料图)

长征中,王永浚独自承担红二方面军
(红二、六军团)的密码破译任务
任弼时称他为“密码脑袋”

  长征中,王永浚在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独自承担了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技侦工作的密码破译任务。

  沙市大捷暂时缓解了湘赣苏区的紧张局面,但不久敌人又纠集更大兵力连续向苏区进攻,苏区大部被敌攻占。中央遂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移,并与红三军(红二军团前身)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突围西征,这也是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实际上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当红六军团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到达湖南桂东地区时,蒋介石和湘桂两省军阀为之震惊。技侦工作侦破湘敌的密电获悉,我军后面有敌两个师追击,前方有一个旅、四个保安团防堵,另外还有三个师、一个旅在迅速向湘南调动。广西军阀也有两个师北移。根据这一敌情,我军决定从零陵(永州)取捷径抢渡湘江。但我军的行动意图也很难瞒过敌人。敌我双方都在抢时间,向湘江渡口疾进。但红军的两条腿,终抢不过敌人的四轮汽车,我军迟到一步,已无法抢渡;只好改变计划,折向西行,在广西全县胜利渡过湘江。经过艰苦转战,进至川黔边境,于10月24日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红三军旋即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

  在这次西征中,任弼时亲自掌握技侦工作。夜间,他不拿到情报就不睡觉。一有所获,他立即与萧克、王震等商定对策,指挥全军的战斗行动。电台同志不顾疲劳,抄收敌人密报。其中有小部分是王永浚在湘赣苏区时破译的密码,可以随来随译,取得情报。还有大部分是敌人新启用的密码,也被王永浚破译出来,派上用场。技侦工作有效地配合了西征前期的行动。西征后期,王永浚一度患了严重的带血拉泻的病,两三个钟头内泻个不停,几乎不省人事。幸亏卫生部长戴正华闻讯赶来诊断用药,当即见效。但人已骨瘦如柴,无法坚持工作。任弼时对他非常关心,“给他配备一匹马,每月补助十块大洋买营养品,还专门派了一名公务员照顾他”(曾志:《任弼时用人故事》)。由于破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我军失去情报保障,对周围敌情逐渐不明,部队由黄平向石阡前进到甘溪时,陷入湘、桂、黔敌人的包围之中,被敌截成三段,损失很大。这是我军西征以来处于最危险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转战,我军才突破敌人的重围。这证明技侦工作在配合我军作战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团领导决定,在湘鄂川黔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任弼时指示电台,加强对湘西敌人的侦察。电台很快侦收到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新编三十四师的密电,经破译后,获悉该师3个旅约10个团倾巢出动,企图阻止我军前进。我军领导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歼灭该敌。11月13日,敌军逼近永顺城,我军主动弃城北移,设伏于龙家寨以北谷地。16日,敌进入我伏击圈内,我军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战斗,歼灭该敌大部,俘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2000余枪支和电台1部。我军乘胜占领了永顺、桑植、大庸县城。11月26日,在大庸宣告成立湘鄂川黔边省委、省革委和省军区,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革委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技侦工作暂时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任弼时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决定将通信和侦察分开设台,专门成立了无线电侦察台(对外称小电台),王永浚仍独自承担破译任务。任弼时直接领导破译工作。

  红二、六军团威震湘西,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他令湘、鄂两省集中80多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加紧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围剿”。1935年4月9日,敌攻占永顺,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中心推进。我红二、六军团在技侦工作的有力配合下,于4月、6月、8月进行了一系列胜利的反“围剿”斗争。

  首先,小电台侦破敌纵队司令兼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的密电,得知该师一七二旅沿沣水西进。当该敌刚到陈家河地区,立足未稳时,我军抓住战机,于4月14日凌晨突然发起进攻,全歼该敌,击毙旅长李延龄。次日,小电台又侦悉敌五十八师师部及一七四旅大部在桃子溪宿营,我军旋即向该敌突然发起攻击,全歼该敌,乘胜恢复了大片根据地(该役缴获山炮两门,长征时我军不辞劳苦,将其抬到陕北,其中有一门现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6月9日,我军以一部兵力围困鄂西之宣恩县城,主力隐蔽于城南,准备围城打援。小电台日夜监视敌军动向,11日侦破鄂敌张振汉纵队分三路由来凤经忠堡增援宣恩的重要密电。据此,贺龙、任弼时立即指挥我主力部队一昼夜行军65公里,比敌提前4个多小时进入忠堡设伏,不等敌各路军靠拢,即向运动之敌发起攻击,激战三昼夜,全歼该敌,活捉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张振汉被俘后惊叹:“我出发前夕才接到上级电报下达的命令,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行军路线?真是不可思议。”在我军的教育和感召下,张振汉一直跟随二方面军长征到陕北,成为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唯一国民党将军。忠堡战斗后,我军回师湘西,以一部兵力围困龙山之敌。8月2日,小电台侦破从江西调来“剿匪”的八十五师师长谢彬发给鄂军“剿匪”总司令徐源泉的密电,获悉该师翌日经板栗园增援龙山。我军立即星夜疾进至板栗园隐蔽待敌。3日,该敌进入我伏击圈,经两小时激战,我军一举歼灭该师师部及其两个团又一个营,击毙师长谢彬。此役缴获甚多。由于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告失败。

  敌人接二连三的失败,判定我军已将其密码破译,遂想借此离间我军。受我打击最重的鄂敌徐源泉用他使用已久、知其已为我所破译之“进密”发出一电,诬称:“贺龙与萧克失睦,已派员向宜昌行营接洽投诚。尔后我前方部队遇萧匪即痛剿之,遇贺龙部队则表示退让,诱其来归。”随后又用另一密本发电给其部下云:“前电系为欺骗匪军而发,因匪军已有本军进密本,故令匪军得之,使自相猜忌而濒于分崩离析之境地。”他没想到,其前电、后电都为我军迅速破译。敌玩弄之把戏,徒成笑柄。

  此后不久,王永浚还破译了一份关系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安危的重要密电。8月26日午夜,小电台侦收到敌人一份密电,王永浚破译后,得知敌人将于27日派飞机轰炸我二、六军团总指挥部驻地———湖南醴县大堰垱。贺龙、任弼时等首长当即决定,连夜转移。次日清晨,果然敌机前来轰炸,炸弹命中总指挥部驻地。幸而我指挥部及时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据说后来曾有“王永浚是救命恩人”一说。笔者就此事访问过一些老同志。离休老干部蓝聚祥(曾任总参某部技术研究室主任)向笔者说:“大约在1952年,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来我部作报告。当他看见王永浚副部长时,便去跟他握手,并说:`老王,长征时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我当时在场,听见了甘泗淇讲的话。”甘泗淇在湘赣苏区时曾任军区政委;长征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委,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王永浚的老战友彭富九(曾任总参某部部长、政委)说,甘泗淇对我们当时的情况是清楚的,对王永浚也是了解的,他讲这个话是可能的。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的斗争时期,由于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在侦收工作的有力配合下,王永浚破译敌密码约有120种左右,较好地保证了军事作战的需要。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将至陕北。在长江以南的湘鄂川黔苏区便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他调动130个团的兵力对它发动新的“围剿”,企图将红二、六军团压缩围歼于龙山与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区。鉴于敌情严重,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遂决定我军主力迂回转移。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再次长征。

  在突围作战中,小电台及时掌握敌军动向,我军作战比较主动,于1936年2月2日胜利渡过乌江,相继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城。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湘西的计划破产。

  为了防止红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和西进云南,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据小电台侦破敌人密电获悉:蒋介石调5个纵队共44个团的兵力向我直接进攻,另有39个团的兵力在外围堵截,对我形成大包围态势。敌人的战略意图是要重新组织一次“围剿”,将我二、六军团歼灭于川滇黔边区。

  2月27日,我军撤出毕节,向西进入乌蒙山区。乌蒙山区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部队补充给养非常困难,加之连续转战,饥饿疲劳,减员较多。这是二、六军团长征以来形势最险恶、敌情最严重、部队最困难的时期,稍有不慎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技侦工作也是处于最紧张、最艰苦、最重要的时期。敌人众多又最接近,双方都在高速运动中,敌情变化极快,情报时效稍纵即逝。技侦情报是唯一可靠的情报来源。任弼时经常坐在电台旁边,亲自指挥抄报,亲自参加校译。王永浚和电台人员克服饥饿和疲劳,争分夺秒地侦收和破译敌军密电,及时向军团首长提供各路敌军的动向,使我军对敌军每天的行军路线、里程、出发时间、宿营地点均了如指掌,因而能在强敌包围之中,同敌人兜圈子,时进时退,忽东忽西,迂回穿插,寻隙歼敌。3月下旬,我军终于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占盘县地区。我军在乌蒙山区同敌人5个纵队10多个师周旋了一个多月,转战千余里,最终使蒋介石围歼二、六军团的计划又一次破产。

  3月30日,红军总部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二、六军团遂分两路进入云南。小电台侦破获悉,蒋介石电令“滇黔剿共军”总司令龙云指挥4个纵队对我进行“追剿”。我军作佯攻昆明之势,诱使滇军回师保卫昆明,然后乘敌调兵之际,向防御薄弱、兵力空虚之滇西北疾进,于4月27日胜利渡过金沙江,完全摆脱敌人的“追剿”,终于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于长江以南的如意算盘。

  红二、六军团渡江后,于6月下旬至7月初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奉命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经过与张国焘斗争,争取其放弃分裂活动后,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爬雪山、过草地,分别于10月上、下旬,在甘肃的会宁和宁夏的将台堡先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三大主力经过两年的长征,终于胜利会师。

  彭富九回忆他与王永浚在长征中的经历时说:“1934年8月,我们一起随红六军团由井冈山地区突围长征,在贵州与红二军团会合后继续长征,于1936年11月到达陕北。在此期间,王永浚同志在侦收工作的有力配合下,一路上独自破译了敌人250多种密码,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为二方面军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壮大自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完成艰苦卓绝的长征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因此多次受到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方面军领导的赞扬,任弼时同志称他是`密码脑袋'。”

  王永浚在回顾自己在长征时期的工作时说:“我之所以能取得这些较好的成绩,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由于任弼时同志对破译工作的重视和实行破译工作专业化的指导思想……二是由于电台侦收同志不断提供大量密报素材,为我的破译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王永浚对任弼时、贺龙等领导对他的教育和关怀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他说:“我不能忘记,任弼时同志从政治思想上教育我,使我在革命实践中有所进步;在工作上信任我,让我参加密码破译工作,并经常说我是`密码脑袋',用以鼓励我向又红又专之方向发展。我不能忘记贺龙同志对我的帮助,特别是在政治上对我的关怀,还亲自过问我的入党问题。当长征快要到达甘肃哈达铺时,他骑在马上停留片刻,等我到来时,特意问我是否考虑过入党问题。我说我早想加入党,但怕自己条件不够,正在努力学习提高,争取早日达到目的。贺老总说:`入党以后,可以更好地学习提高嘛。'在我和小电台队长张有年即将前往延安时,任弼时、贺龙同志特别嘱咐机要科长龙舒林说:`王永浚、张有年他们两人可以入党了',要对他们多加关照。不久,曹祥仁、龙舒林两同志就介绍我入了党。”

(资料图)

抗战时期,王永浚解决了我军技侦破译
上的一个特大难题,得到毛泽东亲笔题
词“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的嘉奖

  1937年2月,王永浚调到延安中央军委二局,先后担任军委二局科长、处长、副局长兼研究室主任等职。王永浚刚到二局时,局长曾希圣曾对他说,密码是要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停留在破译来去本的阶段,要攀登高峰,这样才能避免被动。听了曾局长的嘱咐,王永浚决心“付诸实践,奋勇争先”。

  1939年初,国民党军事系统开始启用以密为底的加表作业密码,1940年即在军事系统广泛使用。由此,国民党军事密码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我们如果不能及时跟上敌人,战胜敌人,势必有掉队的危险。因此,探寻国民党军事系统密本加表密码的破译方法,成为破译工作十分紧迫的中心任务,也是二局破译历史上遇到的一个特大难题。面对这一难题,王永浚迎难而上。他凭着深厚的破译基础和一定的数学知识,在有关同志的协助下,埋头钻研,刻苦实践,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在1939年夏找到了正确可行的办法,解决了密本加表密码的破译技术,从而创造了研究工作等价原则的理论和操作方法,破译了蒋介石军队及其特务系统的大量密电,为中共中央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和在各地制造的反共活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彭富九说:“`密码破译等价原则'理论的建立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是我军技侦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个丰碑上,王永浚的名字是排在第一位的。业内人士称他为`剥表技术之父'。”

  为了表彰王永浚的突出贡献,1939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奖给王永浚的大笔记本上亲笔写下了“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的题词。这是对王永浚的崇高奖励。王永浚的一生都坚持实践着这一教导。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培训破译人员成为紧迫的任务。担任一科(破译科)科长的王永浚,首先采取了“以工育才”的办法,结合工作培养在职干部。最初,他结合国民党军事密码实际,向新调入一科的人员传授普通密码的破译方法,使他们较快地掌握了基本的破译技术和方法,适应了开展破译工作的需要。后来,王永浚在攻克国民党密本加表密码的难题中,以同样方式,又精心培养了一批优秀骨干。王永浚的老战友萧荣昌(总参某部原副部长)在回忆录里说,王永浚科长“用`以工育才'带徒弟的办法,亲自培训,在实践中教练。这种批量地以一个带多个徒弟的方法培训技术研究员,在当时二局工作的历史上尚属第一次。我们几位同志在王永浚同志的精心培养、带领下,很快地学会了这门关键技术,成为王永浚同志的得力助手,并为以后研究队伍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准备了可靠的领导骨干和坚实的技术基础。”

  其次,王永浚还到训练班去讲课,培养在训学员。在训练班里,王永浚除了传授自己在破译实践和带徒弟过程中的经验外,还讲解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即“剥表”原理和操作方法。这种集中训练、及时教授最新研究成果的方法,对我军技侦人才的成长意义非常重大。王永浚回忆说:“在职干部听到专题介绍,一目了然,立即将它用在工作中去解决急需,而且他们对猜剥技术又有许多革新和发展。”“在训学员接受能力强,成为以后猜剥工作能手骨干。由于训练工作有成效,使师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能者为师,先进者为师,并且一班一班地延续下去。”

  王永浚在技侦工作创立和发展的各个时期,满腔热情地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传授给后人,为技侦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被大家称誉为技侦战线的专家和良师。

  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军委二局领导人之一的王永浚,除了担负组织领导工作外,仍然对技侦研究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王永浚和二局全体同志一起,昼夜奋战,连续突击,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永浚长期担任总参某部副部长,参与了该部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和领导。他呕心沥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资料图)

王永浚高度敬业、无私奉献、
甘当无名英雄的高尚品德,
彰显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王永浚不仅为党的技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和老红军的政治本色,体现了我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

  王永浚对我军的技侦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敬业精神。在长征中,几乎天天行军打仗,许多破译工作是在马背上和雨布下完成的。他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圆满完全任务。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的老红军曾志在《任弼时用人故事》一文中讲到,王永浚“无论是作战,还是夜晚行军,每到一地,他总是要完成破译工作才能休息。当时没有敌军密码本子,加之敌人又经常改变密码编排,破译工作难度很大,但王永浚硬是靠手中的一本明码和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一个一个字地积累,终于编成了部分敌军的密码本。他每收到敌军的密报,都要一个一个字地猜测,译出敌军行动和作战意图,及时掌握了敌军行动的情报,任弼时等军团领导根据这些情报,再决定部队的作战行动路线。红军能够行动自如,冲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与王永浚等译电员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些老同志也经常提到王永浚在延安时期忘我工作的动人故事。那时,王永浚的办公室在一条通走廊的四孔窑洞的最后一孔窑洞里,常常到了下班的时间,同志们锁了走廊大门去吃饭,他还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直到同志们饭后又来上班,他还坐着没有动窝。冬天,每人的桌子下边都有个炭盆烘脚取暖。有一次,同志们闻到烧糊东西的味道,便找到王永浚的办公室里,只见烟雾燎绕,再一瞅他的办公桌下,偎在炭盆上的两只脚上的棉鞋已烧出一个大洞,他竟全然没有察觉。茶余饭后领着孩子散步,他的“密码脑袋”也常常在数字与文字交织的密码世界遨游,孩子离他而去,竟毫无察觉。他这种全身心投入事业的精神,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20世纪70年代,王永浚从第一线退下来当顾问。当时,他已年过古稀,体弱多病。但他的革命精神和工作劲头仍不减当年。有一次,他犯病发烧,仍不声不响准时去开会。工休时,医生一量他的体温,高达39度,才勉强把他劝走。为了做好顾问工作,给部领导当好参谋,他赴洛阳,到汉中,飞新疆,五进四川,不辞辛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及时给部领导写了多个专题汇报,并主动帮助下面解决了一些难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王永浚受到极大鼓舞,他决心为实现技侦工作现代化贡献力量。他认为技侦工作要攀登新的高峰,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他自己首先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虚心向数学名家华罗庚和北大教授郑昕等专家请教。他还热心鼓励年轻一代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他到四川出差时,张总工程师向他介绍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趋势及其在该部工作上应用的有关问题,王永浚对此十分重视。回京后,经过反复琢磨,他先后给张总工写了四封信进行研讨。张总工深有感触地说:“你只要有一点研究成果让王顾问知道了,他就会抓住不放。”部领导曾要求王永浚协助抓一抓部研究室的工作,他就下定决心要做到:“哪里有基础理论的苗头,就支持鼓励它;哪里有基础理论的鲜花,就保护推广它。”

  有位老战友看到王永浚当顾问后,工作劲头一点也不减当年,以致体质愈来愈差,就写诗劝他:“为有体魄善珍摄,不可万事挂心间。”但王永浚却挥笔写下了一首自勉诗:“黄牛无意弃余力,老骥有心奔向前。莫道青春已过去,还愿劳动献瓦砖。”王永浚的这种“老黄牛”精神,在该部广为人知。

  王永浚是我军技侦战线上的前辈和领导人,功勋卓著,但从不居功自傲。他不计名利,默默奉献,甘当无名英雄。1975年,他和老伴外出路过湖南衡阳。驻地部队把他们安排在一般军人招待所,吃集体食堂,夜里二老还得结伴上厕所。秘书不忍,便要去换到首长招待所,王永浚阻止说:“有个地方落脚就行了,不要去麻烦人家。”还有一次,王永浚出差在外,接待单位把他安排在双人房间,派的是大吉普车。一个老战友知道后,要去“打抱不平”,王永浚平心静气地说:“管住什么房子,坐什么车呢,能办事就行了。”王永浚不计较名利待遇的事,还表现在住房和职务上。1976年,新部长调来后,他主动把自己宽敞的房子让出去,换进一套比较小的房子,全家9口人挤在这套房子里,住了好多年。中央实行顾问制度后,王永浚积极拥护,主动向组织提出把副部长的位置让给年轻能干的同志。他说:“无论体力、能力、知识都远不如比我年轻的同志,我应该让贤。”他同时表示:“我做这种工作已有46年了,自然对这里会有深厚的革命感情,舍不得离开。身体若允许,我就应该坚持力所能及的工作。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王永浚“刻薄”自己,却关心他人。他的老伴常说:“老王这个人的心窝子里全让别人挤满了,没有家里人的地儿。”王永浚1933年参加红军,当时按照优待技术人员的规定,每月发给他30元的津贴。但他几乎把全部的费用都给战士们改善生活,自己有时连袜子都没得穿。在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生活异常困难。王永浚小女儿因缺食少药而夭折,儿子体弱多病。但王永浚却用自己的技术津贴买鸡蛋送给在山上开荒的同志们“打牙祭”。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间。逢年过节,他惦记着战友的遗孀遗孤和离休的老同志,总要去看看问问。一些离休的老同志常常动情地说:“王老头的心里还装着我们。”工程师游德清十年浩劫中遭到诬陷,含冤死去。知道游德清的爱人到京上访,王永浚亲自把她接到家里过春节,而后还到四川参加了游德清的平反追悼会。1979年8月,长征时期一直给王永浚当马夫的红军战士龙德贵(马夫班班长)来京,要王永浚为他证明他当红军、进行长征的这段历史。因为龙德贵在延安退伍回老家江西永新时,他的红军证在路上被反动军警抢毁了。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机关不承认他参加过红军长征。王永浚首先给永新县民政局写信,证明龙德贵的身份。但龙德贵来信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王永浚进而给江西省委并民政厅写信,请求他们帮助解决龙德贵的问题。但龙德贵又来信说,永新县民政局通知,光一个人的证明还不够,希望王永浚再请一人为他证明一下。于是王永浚又给王震副总理写信,请他为龙德贵作证,终于使这位老红军战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王永浚尽心竭力为他人排忧解难的信件,在他遗留下来的手稿中还有许多。

  王永浚的一生,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原文 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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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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