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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2020年07月02日 17:38:18 来源:中国网 访问量:316

在共和国十大将中,徐海东其名如雷贯耳,其事震古铄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红25军和红15军团主要领导人,徐海东的名字在大别山区、秦岭脚下、黄土高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敌人听说他们与之作战的对象是徐海东时,不是惊慌逃窜,便是缴械投降。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在参加革命前,他不过是个苦大仇深的普通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诚实的品格。在敌人面前,他英勇无畏、冷若冰霜;在同志面前,他肝胆相照、温暖如春;在名利面前,他居功不傲、淡泊明志;在邪恶面前,他刚直不阿,一身正气。

我们党三代领导人对徐海东大将的一生都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邓小平同志说,徐海东“对党是一颗红心”;江泽民同志最近为《徐海东纪念文集》题词:“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值此徐海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怀念。

大别山区留英名

1900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廿一),徐海东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一个贫苦窑工家庭。9岁时入私塾念书,12岁时因受富家子弟欺侮,他奋起抗争,结果被赶出了学堂。从此他走进窑厂做工,一干就是十几年。艰苦的窑工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给了他坚强的性格,同时也使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阅尽了世上的不平。1925年春,他在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毅然离开家乡,前往武汉参加革命。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组织派到军阀部队里学习军事。一年后,他投身到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参加了汀泗桥战役和武昌战役,曾经率领一个排一举击溃敌军四个炮兵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受命返回家乡,组织起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反霸斗争。曾先后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店区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鄂东警卫2团团长等职。反动武装多次进行疯狂反扑,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家族66口人,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增添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他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队伍几次被打散,他又几次顽强地把它拉起来。1931年春,所部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此时的徐海东已成为红军中的一员猛将,“徐老虎”的威名开始不胫而走。他常常挥舞着大刀率先冲入敌阵,战士们见了勇气倍增,敌人见了胆战心惊。担任过红4军第12师师长的陈赓大将曾风趣地对人说:“这辈子挺光荣的一件事,就是当了几天徐海东的领导。他是著名的‘徐老虎’,我当他领导,他没咬我,却帮我打了许多硬仗。”

的确,徐海东敢闯险境,善打硬仗,多次使部队转危为安,为保卫苏区和人民群众做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2月在商潢战役中,他指挥第36团担负正面阻击任务。营连长们阵亡了,司号员也牺牲了。他甩掉上衣,抡起大刀,在白雪皑皑的阵地上奔跑着,呼喊着:“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随着这一声喊,退下的战士又冲了上来,倒地的伤员又站了起来,失去的阵地又夺了回来。这就是徐海东的战斗作风,临危不惧、百折不挠、英勇不屈、万难不却。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国民党30万大军“围剿”下决定离开鄂豫皖苏区。当时在英山地区打掩护的红27师师长徐海东在与总部失去联系、部队又遭分割的情况下,带领第27师一个团顽强奋战,摆脱了10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同皖西北道委及部分地方武装会合,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当时,留在苏区的几千红军处在20万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敌军所至,白骨露于野,数里无鸡鸣。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徐海东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喊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震不摇!”旋即,他率领新组建的红27军第79师经一个多月艰苦转战,左冲右杀,突出重围。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徐海东连续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一到目的地,他便一头倒下睡着了。30多个小时后,他才睁开眼睛。当他翻身坐起来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1933年2月,徐海东升任重建后的红25军副军长,协助军长吴焕先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但在随后的七里坪围攻战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中共鄂豫皖省委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红25军在接连失利、减员过半的情况下,被迫从鄂东北转至皖西北,接着又决定返回鄂东北。当时,徐海东正重病在身,躺在担架上随特务连及部分勤杂人员走在队伍的后面。10月初,部队通过潢(川)麻(城)公路时,突遭敌人截击,队伍被切为两段,前后失去联系。徐海东身陷险境,但他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集合起被冲散的连队边打边撤,折回皖西北,在那里同道委书记郭述申又树起红28军的旗帜。敌人惊呼:“剿共,剿共,越剿越多,一个红25军没剿灭,又剿出一个红28军!”当时的皖西北地区经敌人多次蹂躏,田地荒芜,庐舍成墟,鸡犬无声,猪牛绝迹。徐海东率领仅有2000多人的红28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同近10万国民党军周旋于大别山区。“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传诵在红军中的歌谣,是红28军将士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有人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

1934年3月,红28军转战到葛藤山一带。部队刚刚落脚,敌54师第161旅就攻了上来。徐海东先以两个营向一座山头实施佯动,迷惑和调动敌人,尔后只留一个排固守,其余兵力又隐蔽撤了下来。当敌军蜂拥着扑向那座山头时,他集中兵力从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将161旅大部歼灭,活捉敌代理师长刘书春。当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生被带去见徐海东时,怯生生地问:

“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徐海东摇了摇头。

刘书春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得到的回答是:“你别再问了,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

刘书春愣愣地想了半天也没闹明白,于是再问:“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徐海东用手指了指屋外重峦叠嶂的山峰:“呶,就在那儿!”

巍巍大别山在早春的暖风中泛起层层绿浪,衬着点点鲜花。这是英雄的山,不屈的山,母亲的山,光荣的山。她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造就了多少钢铁战士。在她的怀抱里,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挟雷携电的红军领袖。

是的,徐海东是大山的儿子,只要看见山,他就像到了家一样备感亲切。在一次转移中,他突然望着前面大声说:“嘿嘿,我们的援兵来了!”大家莫名其妙地问:“在哪儿?”他指着眼前的三个山头笑道:“那不是,三个团哩!”

葛藤山战斗后不久,徐海东率部奔赴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同吴焕先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并出任红25军军长。从此,他领导这支光荣的部队,像一条游龙出没于崇山峻岭之中,游荡于鄂豫皖边之间,设伏高山寨、突击长岭岗、奔袭太湖城、激战扶山寨……

黄土高原建丰功

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新苏区的指示,红25军2980余名将士在鄂豫皖省委(到达陕南后改称鄂豫陕省委)领导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部队出征前,徐海东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请求降职了。在他当团长时打仗负了伤,归队时上级已任命了新团长,他便自行当起副团长。

部队首先越过平汉铁路,西进桐柏山,北上伏牛山,继入商洛山,历尽艰难险阻,突破重重封锁,摆脱近10万敌人的尾追堵截,于12月9日进抵陕南庾家河。一路上,徐海东不辞劳苦、奋勇当先,哪里有险情,他就到哪里去。在方城县独树镇,部队突遭敌军拦截,前卫被迫后撤。紧要关头,他跃马扬鞭赶到,挥刀冲入敌阵,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到达庾家河的第二天,部队即遭突袭,当哨兵发现情况,敌人已近在眼前。危急时刻,又是他一马当先,率部反复冲杀。激战中,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头部,他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到第五天醒来时,他问身边的人:“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政委吴焕先告诉他,省委已经决定,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苏区。他听后欣然地点了点头。

1935年1月,国民党军对刚刚立足陕南的红25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徐海东伤势未愈即随队出征,南下郧西,北上雒南,东进卢氏,西攻华阳,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的胜利,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扩大了苏区、壮大了红军。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于5月调集重兵再兴“围剿”,并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红25军。面对强敌,徐海东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并率部打头阵,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转圈子。尔后突然西进,四天急行军560里。战士们不理解,讲怪话。他笑道:“不走了,等等看。哪一路敌人先到,就打哪一路。”几天后,待敌警备第1旅气喘吁吁地追来时,红25军将士早已养足精神、严阵以待,在山高林密的袁家沟口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生俘敌旅长唐嗣桐,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士们高兴地说:“咱们的路没白跑!”

7月中旬,红25军北出终南山,在西安附近的引驾回从敌人的报纸上获得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北上的消息。徐海东喜极之余,当即向省委建议西征北上,接应中央。他在7月15日召开的省委紧急会议上动情地说:“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省委其他同志怀着同样的心情一致决定:红25军主力立即撤离鄂豫陕苏区,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领前卫团一路急行,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进占秦安,威逼静宁,攻取隆德,截断西(安)兰(州)公路。尔后翻越六盘山,在白水镇击溃马鸿宾一个旅,在四坡村消灭马开基一个团。不幸的是,在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为失去这位他最敬重的同志、最亲密的战友而悲痛欲绝。他擦干泪水,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率领红25军继续前进。

部队在西兰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天天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围拢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代理省委书记和军政委的徐海东,率部跨泾水,过绍山,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红25军是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它西征甘肃的战略行动虽然没有迎接到党中央,但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的北上行动。特别是它到陕北后,同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并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和副军团长刘志丹领导下,立即投入到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劳山战役后,毛泽东即率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和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信中说:“现在,中央红军、25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即派人来送信,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扬鞭往回奔,135里路,三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啦!”竟使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就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的问候和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感到浑身都是力量。从此,他在党中央和军委首长的直接领导下,斗志更旺,作战更勇,信心更足,作风更强。

1935年11月,他率部会同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936年2月,他领兵参加东征,威逼山西省会太原,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6年5月,他又挥师参加西征,直捣三边(靖边、安边、定边),西出豫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埃德加·斯诺就是在这时来到陕北、访问豫旺县城的,从而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有了那篇著名的“红色窑工徐海东”。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材料。连后来叛变革命的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前去协助解决,同时请求徐海东率领红军主力帮助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徐海东接到中央命令后,以红军南路总指挥的身份,率部星夜开赴西安。杨虎城见了老对手,惊喜而遗憾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东北军官兵看到纪律严明的红军,更是欢呼雀跃:“好!好!现在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西北军三军联合,就谁也不怕了。”国民党亲日派得知徐海东到来,则急令部队连夜后撤40里!

“七七事变”后,徐海东率领八路军第344旅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和町店等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转战、劳累过度,他口吐鲜血,于1938年8月病倒在战场上,不得不返回延安疗养。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巩固并扩大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然而,就在这次战斗的总结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

留取丹心照汗青

徐海东在他的《生平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战争年代,不管生活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他始终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胜的英雄胆略,勇猛顽强,不屈不挠,率领部队跨急流,过险滩,克顽敌,从胜利走向胜利。和平时期,他不顾病痛折磨,在靠氧气维持生命的情况下,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献身精神,时刻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生命不息,斗志不减,学习不停,工作不止。同志们劝他,他却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

徐海东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对危害党和革命事业的行为深恶痛绝、敢于抗争。在保卫苏区斗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对“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进行过坚决抵制。在“肃反”过程中,他多次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好同志。在长征途中,他坚持正确主张,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义上书毛泽东,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徐海东具有坚强的党性,一切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他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维护党的领导。长征开始时,他由军长改任副军长,有的同志不理解,他则说:“只要能为革命做出贡献,叫我干啥都行。”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他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维护红军的团结,并毫不犹豫地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支援中央红军。新中国成立初期,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总是必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没有贪污?同老婆离婚没有?

徐海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始终保持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与战士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在饥无粮、住无房的艰苦岁月,他同战士们一道在寒风冷雨中跋山涉水,在深山荒野里风餐露宿。激战时刻,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行军路上,他常把战马让给伤员骑。他曾九次负伤,身上留有17处伤疤,但他从不以此为资本向党伸手。作家周立波感慨地写道:“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徐海东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忠厚淳朴、胸怀坦荡。1955年,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他知道后深感不安,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总理深情地对他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要我说,不高也不低,恰当!”在领导编写红25军战史时,他明确指示:“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他常说:“没有党,没有革命事业,我只不过是一个穷窑工。”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一代英豪,“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被林彪、江青一伙戴上“黑后台”、“黑干将”的罪名,在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惨遭迫害和折磨。1970年3月25日,在郑州一间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在被断氧、断药的情况下,徐海东含恨离开了人间。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的高贵品质光照神州,徐海东的不朽功绩彪炳千秋!(军事科学院)

(来源:《解放军报》 2000年06月19日 第7版)

编辑: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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